商鞅与赵高是一类人吗？

——秦晖《秦汉史讲义》札记(二)

商鞅变法徙木立信，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扎实基础。

赵高指鹿为马，使秦朝二世而亡。

商鞅是贵族之后，赵高为刑余之人。

商鞅刻薄人，赵高算计人。

他们都是法家人物代表

他们都为王权卖命

他们都很傲慢

他们都任性

一是徙木立信，一是指鹿为马，看似不可能的事情，就是要让你屈服，屈服了，便有赏，不屈服便有罚。商鞅主用赏，赵高多有罚。

其实都是无上的君权对于百姓的愚弄，都是要辱民、弱民、贫民、愚民。君权至上，还需要把中间层给整服。

那便是术和势。

但他们都忽视了，他们也是中间层，最后也落得身死法消的结果。

剩下皇帝一人成为无限权力拥有者，其他人都必须依附皇权，方能在经济、政治、思想与文化中立足。这便是中国传统之法，皇帝一人之法。其法律解释权一靠吏，二靠儒。吏就直接了当，儒还有一层人情面纱，即援礼入法。

但秦汉以后之儒，已经是犬儒，并非古儒。因为三纲六纪已经是单向的，而非古儒“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”的双向奔赴。

皇权之法下的臣民，永远都站不起来。

这是其一，是从今天民权的角度来分析的。

但是，从周秦之变来说，以前君主与贵族一起欺压百姓，变成君主削弱中间阶层，直接统治百姓，百姓已经在生活成本上有了很大的降低，加上生产力的上升，百姓其实很乐意去耕战，去获得功名利禄。

所以，周秦之变可能会导致民众之辱、弱、贫、愚。但是，民众获得实际利益却是比此前更多。这看似悖论，实际上是对生产关系的正确调整，使中国在两千的的治理结构上都没有很大变动。

那么处在今天的百姓，应该如何处理自己与上层和中层的关系呢？我想立足自身，并在法律框架内与中层和上层和谐相处，是一个不错的选项。如果真的要像朝代末期，农民起义，那还得要很多年，并且阶级矛盾激化才有可能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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